邓铁涛的真谛。

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重视临床实践,在学术上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是由于“早期临床实践,师从名师”。他亲眼看到父亲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个被注射吗啡数小时后剧烈疼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照他当时的理解,“枳实芍药散”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方子,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的效果却如此不凡。在50多年的医学教学实践中,他深刻认识到,中医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经验中不断验证和探讨,才能探索出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义,发扬光大。“寒”与“温”的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热病的治疗分为“伤寒”和“温病”,在历史上争论了数百年。从小受父亲影响,邓铁涛对伤寒和温病没有妄想症。后来在实践中我才明白,只要辨证论治是真的,方子有据就可以用,伤寒方子和温病方子都可以对活人生效。如何看待「冷」与「暖」之争?邓铁涛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他对伤寒学说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城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远洋工业日益发达,传染病流行成为条件,传染病种类不断增加,使医家在运用伤寒方药治疗疾病时,有时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明清时期,经过吴友克、叶、薛、、等医家的探索和研究,温病理论日趋成熟,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来看,温病学是在伤寒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看作是伤寒学的发展。但是,认为它既然发展了,就可以代替伤寒学派,取消伤寒学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就错了。同样,认为温病学无足轻重,杀人多于救人,抹杀温病学几百年的学术经验也是错误的。他主张伤寒和热病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中国宝贵的医学遗产,应该通过临床实践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和实验。1955年8月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的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文后被日本神户中医研究会翻译,发表在《临床中医》第三期,1980,在日本中医界有一定影响)。

“冷”和“暖”是如何融合的?邓铁涛提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他受到毛泽东“两个理论”的启发: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指导实践的能力。“寒”与“暖”的主要矛盾在于辨证。在教材中,外感热病的辨证包括六经辨证、齐威薛莹辨证、三焦辨证、六阴辨证,这些都是学院派学习的必备,但在临床上往往会让初学者感到困惑,于是他认为寒热合流的关键是辨证,并由此提出了外感热病辨证的统一性。他认为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是一脉相承的,研究对象都是外感热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如何使分歧的辨析更加紧密透彻,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以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完善前人理论?邓铁涛对文献和医学著作做了大量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于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了《外感热病辨证刍议》、《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等。,并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热病的辨证可以统一和统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辨证大纲和治疗方法。“外感发热的辨证论治”内容编入1971《中医新版》。

20世纪80年代,邓铁涛将“外感热病辨证统一”的学术观点纳入“辨证方法在临床中的综合运用”一章。五行学说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学者在哲学领域对古代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医的教学领域。有人主张在教学中抛弃中医五行学说。如何应对这种学术争鸣?邓铁涛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涉猎《周易》、《尚书·洪范》和先秦诸子的相关理论,结合历代医家的学说和自己的经历,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源于古代哲学,但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实践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经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之一。

6月1962 165438+10月16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因素》的文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五行是通过无数的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它反映了中医将人体的功能分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与这五大系统相关,用五行的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和预防。通过这篇文章,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

1975年,邓铁涛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于古代哲学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于秦汉以前的中医五行学说,在中医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所概括的生与制的关系的本质是器官、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体内各种调节系统的促进与抑制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本质是使人体受损的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因此,可以肯定,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五行学说丰富了其辩证因素。进一步指出这一理论值得研究和发展。

邓铁涛认为,中医的发展必须与时代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同时,中医自身也要先整理原珍,让中医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医的核心理论之一,但在古代哲学中被唯心主义者广泛使用。只有中医的五行学说始终与医学唯物辩证法相结合。而中国学术界对此知之甚少,所以一直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在日本的中国人不相信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的精髓——相互联系的辩证思想?邓铁涛迫切觉得应该发展五行学说,赋予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1988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二期发表《论五脏相关代替五行学说》,指出五行学说的实质是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组织之间,以及人与外界环境之间,主要是五脏之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抑制关系。并提出应以五脏相关学说取代五行学说,指出提取和继承五行学说的精华,赋予其现代系统论的内容,是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对心主神明理论的新认识。有人问是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其实质是怀疑中医“藏象”理论的科学性。邓铁涛认为,所谓“藏象”是五脏即心、肝、脾、肺、肾的宏观现象,是中医用阴阳五行学说概括人体功能的五个系统。这个理论经过几千年对疾病的治疗和预防的观察,已经升华为一种理论。不是西医的解剖生理学可以衡量和理解的。只有运用今天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藏象理论的科学性,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20世纪70年代,他认为心脏不仅仅是一个血泵,还有足以调节大脑的内分泌物质。当西医学者发现肺除呼吸功能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也是许多内分泌激素产生、释放、激活和失活的主要场所),证明了藏象学说“肺参节”理论的科学性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1983年3月24日,在世界上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的患者去世后,外电援引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弗里斯的话说:“尽管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和肿胀,他的循环系统无法保持将氧合血推向所有器官所需的压力。他的结肠功能丧失,然后肾功能丧失,然后大脑功能丧失。”邓铁涛非常重视这份报告。他估计心脏被替换后,“心脏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而不是心脏的功能维持超过一定限度,体内储存的“心脏激素”耗尽时,生命就终止了。他指出,为了使人造心脏长期有效,必须找到心脏的内分泌素。1983年4月发表《心主神明论》,其中指出中医将藏于心的血管与神明相结合,意味着循环系统和高级神经活动都归于心。提出心脏作为实体性器官,不仅具有血泵的机械功能,而且具有作用于大脑内分泌的假说。据预测,当人工心脏的使用范围扩大后,心脏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和重要性将被发现,这将证明“心主神明”理论的科学性。1984年,世界医学界有学者报道心脏有内分泌。脾胃学说是祖国医学的瑰宝,邓铁涛一直非常重视对它的继承和研究。擅长治疗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完全以这些理论为指导。他认为,这种疾病的病因复杂,多由几种因素反复作用所致。在所有因素中,有三个比较重要——饮食、精神、体质。其中,体质因素是关键因素,即脾胃虚弱。从脏腑关系来看,病生于胃,侮于肝,关键在脾。脾气虚往往是这种疾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型治疗中,对于肝胃不和的患者,四逆散常加茯苓、白术、大枣。脾胃虚寒者,常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脾虚肝郁血瘀者,四君子汤常加黄芪、红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胃阴不足者,常用麦门冬汤(麦冬、党参、沙参、石斛、玉竹、茯苓、乌梅、甘草)。指出本病虽有多种病因,但必是脾胃之气受损所致,常呈慢性反复发作,不能满足于症状的缓解而停止治疗;脾胃气虚是本病的根本,所以无论属于哪种证型,最后都要健脾益气或健脾益气养胃阴,巩固治疗2 ~ 4个月,才能说成功。他的学术观点是脾胃学说在胃肠疾病治疗中的继承和深化。

20世纪60年代初,广州中医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157医院联合进行了脾胃学说的研究。根据张仲景的“脾旺于四时而不邪”和李东垣的“脾胃为主”,提出了脾胃与防病的关系。邓铁涛是该课题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们治疗患有消化不良和慢性无黄疸肝炎的婴儿,并进行实验观察。发现胃排空时间缩短,胃液酸度和酶活性增加,白细胞增加65,438±04.6% ~ 40%。分类以中性粒细胞增多为标志,其金黄色葡萄球菌吞噬率增加0.5 ~ 65,438±0.5倍,吞噬指数增加0.2。此外,他们在“见肝之病……先健脾”的理论指导下,治疗慢性无黄疸肝炎162例,取得了较高的疗效,从而认识到病不仅仅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重在治脾、重在治肝肾的治疗原则。还撰写了学术论文《脾亢不易得病》,提出了脾亢与免疫功能正常有关的学术观点。当年,他们还用中医治疗了许多急腹症患者,并总结出用叩诊、针刺等方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蛔虫梗阻、胆结石、胆囊炎等急症的经验。为中医治疗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临床依据。20世纪70年代,在医学教学中,邓铁涛感到脾胃学说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值得提倡和研究。他阅读了大量文献,并就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78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脾胃》一书,该书以生理、病理、治疗为主,对《内经》、张仲景、、、叶、张等对脾胃理论的论述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指出脾胃与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乃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密切相关,并对中医脾胃的本质是什么进行了探讨。从生理和病理的角度来看,中医的脾胃应该包括整个消化系统和相关体液的功能,而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范围就更广了。可以说调理脾胃可以治疗脾胃在各个系统见证的一些疾病,范围很广。

邓铁涛的上述认识来自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反复验证。他不仅运用脾胃学说指导胃肠疾病的治疗,还运用脾胃学说治疗了西医的多种疾病,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重症肌无力、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宫脱垂等,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他认为,脾胃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人体气机通过吸收和运输进入精微的水谷,到达脏腑和四肢,在生理和病理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的正常功能,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恢复的关键环节。抓住了脾胃这个轴,很多奇怪复杂的疾病就迎刃而解了。20世纪80年代,邓铁涛组织了“重症肌无力脾虚证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探讨其辨证论治规律及其机理”课题组,上报卫生部,并于1986+00获得卫生部中医司批准,定为国家科委七五重点研究项目。经过四年的努力,提出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因病机为脾胃虚弱,与五脏相关的学术观点,总结了辨证论治的规律,使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规律化。用这些辨证论治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治疗252例,总有效率为98.8%,并与激素治疗94例进行对照。两组疗效无差异,但无激素不良副作用。该研究成果于1991 1通过了国家技术鉴定,认为该研究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致力于中医急诊外科的研究过去中医是民营的,抢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上进行。随着西方医院的快速发展,危重病人被送进医院的急诊室,中医治疗急症的机会几乎没有。邓铁涛认为,中医治疗急症有很多零散的、有价值的经验,但问题是没有系统地总结,做成行之有效的套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邓铁涛就采用针灸、中药和外敷的方法治疗阑尾炎这一急腹症,使阑尾炎患者免除了手术的痛苦。6月在《中医杂志》发表《论中医对阑尾炎的治疗》1956+01。从历史文献、中医理论、临床验证等方面阐述了中医可以治疗阑尾炎,打破了西医主张阑尾炎应在24小时内手术切除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与中医学院、157医院联合从事科研工作时,参加了危重病的抢救工作,挽救了许多病人。尤其在急腹症方面,如急性阑尾炎、胆道蛔虫、胆囊炎、胆结石、泌尿系结石、肠套叠、蛔虫梗阻等急症,探索总结了多项中医治疗方法和经验。近年来致力于中医急症的研究。针对急性疼痛综合征,成功研制出“乌灵止痛散”,临床可用于气滞、血瘀、邪滞等多种疼痛综合征,并于1984年8月通过技术鉴定,现已由药厂投产。对于昏迷患者,根据“心主神明”和“舌为心之苗”的原则,邓铁涛首创了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等舌诊方法。据临床观察,舌诊后昏迷患者的痰液分泌明显减少,口腔中的恶臭得以清除,对帮助昏迷患者恢复(包括高热、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塞等昏迷患者)有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昏迷病人的抢救。邓铁涛积累了大量抢救危重疾病的经验,如高热、大出血、心力衰竭、休克、尿毒症等。,并试图口服越来越少的药物,却严厉而激烈地使用灌肠,内外兼治。1983年2月发表了《中医急诊外科必须抢救》一文,他讲得很大声,也练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