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告别:美国的养老院和医生是什么样的?

人口老龄化正逐渐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因为80后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正面临着来自父母老龄化和自身亚健康的种种困扰。

说到生老病死,这样的话题太沉重了,但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读了印度医生格尔文德的《最好的告别》这本书,让我对生老病死这三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人是如何思考这三个问题的,很有启发性和知识性。

我从这本书里看到两个方面值得借鉴,分别是:美国养老院的发展和三类医生。

根据书中的描述,我把美国养老院发展的时间线捋平了。

1913年

研究表明,当时的济贫院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穷人和太老的人会被送到那里。

1935

《社会保险法》获得通过,美国建立了国家养老金体系。

1954

立法者拨款给医院,为需要长期“恢复期”的病人建造单独的护理病房。这是现代疗养院的雏形。

1983

卡伦·威尔逊创建的一个名为公园广场的新“辅助生活中心”在波特兰开业。

1990

俄勒冈州率先鼓励建造更多类似的养老院。

1991年

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接管了蔡斯纪念疗养院(Chase Memorial sanitary),把动物、植物和孩子带进了原本毫无生气的疗养院。

1992

爱丽丝,一个案例人物,住在朗沃德老年公寓,一个为老年人服务的高层建筑群。这种公寓提供了近乎完美的护理方案,却忽略了老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精神需求。

在2000年

辅助生活中心的公司从不到100名员工扩大到3000多名员工,在18个州经营着184家养老院。

与此同时,托马斯开始建造“绿色之家”,即伦纳德·佛罗伦萨生活中心,它更像一个“家”,而不是养老院。

2010年

辅助生活设施的使用者靠近养老院。

从这个时间线上可以看出,美国养老院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控制到开放的过程。他们在这条路上不断摸索,最后得出结论,养老院应该秉承帮助处于独立状态的人维持存在价值的理念。

前不久在写作社区看到一篇战友写的关于养老院的文章。她写道:

看战友的话,结合身边的情况,这真的是中国养老院的现状。

护理人员,居住环境,伙食标准,这些,只要你有钱,都很容易解决。但是,如果你跟家里的老人说要送TA去养老院,那么TA一定是充满抵触情绪的。曾几何时,送老人去养老院成了“不孝”的代名词。

战友最后得出结论,选择请小时工和家人一起照顾父母。但这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

《最好的告别》中提到了一个例子:

一位名叫鲁·桑德斯的老人曾经住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养老院里,但他在那里过得并不快乐。他的女儿谢莉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把父亲安置在一个他不喜欢的地方。作为一个很爱父亲的女儿,她知道父亲的精神需求,她也努力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照顾。但是,当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需要越来越多的照顾,再加上自己生活的压力,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爷爷奶奶也很老了。和书中的很多老人一样,他们正在逐渐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和写作界的战友一样,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雇了一个保姆照顾家里的老人。但是,一个又一个保姆,很难遇到彼此都满意的人。而且一旦遇到什么紧急情况,缺乏专业知识的保姆也是无所适从,甚至是一头雾水。有几次爷爷奶奶突然感觉不舒服,保姆着急联系了爸爸,然后爸爸打急救电话带老人去医院。这种情况一再发生,令人深感恐惧。

可见,自己照顾自己或者请人照顾,要难得多。

从《最好的告别》中我了解到,美国疗养院发展至今,对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采取“半护理制”,这是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居家养老方式。对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有“辅助生活中心”、“绿色之家”等机构。他们不仅照顾老人的安全和健康,更关注老人的精神需求,因为他们知道,人虽然老了,但TA在精神上还是一个独立的人。

其实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没那么复杂,我在书上说的和我实际感受到的完全一样。老人往往只是需要家的感觉。我们身边没有感觉像“家”的养老院。

在处理家和养老院的关系上,国内的养老院比美国差的不是一点点。虽然这看似矛盾,养老院永远不能等同于家,但美国在这条路上的不断探索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把两者之间的差距降到最低,才是养老院应该思考的。

在本书中,作者总结了三种类型的医生:

父母的,信息丰富的和解释性的。

家长式:这是最古老、最传统的医生类型。这种医生和父母一样,认为自己是权威,病人只要听自己的就行了。

作为染病的人,其实很无奈。如果医生什么都不说,只是摆出一副“家长”的姿态,那么患者的心理压力只会更大。

信息导向型:这种医生和父母导向型医生正好相反。他会把事实和数据告诉病人,然后让病人决定。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种“零售”关系。

医生是技术专家,患者是消费者。医生提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病人的任务是做决定。总的来说,这种医生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解释型:这种医生会问病人什么最重要,最关心什么,最担心什么等等。知道病人的答案后,他会把药物介绍给病人,告诉他们哪种最能帮助TA实现优先目标。

这种医生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

作者批评家长式的医生,因为病人完全是被动的;他反对信息化医生,因为患者往往无所适从,难以做出正确决策;他提倡释意医生,医生和患者共同做出治疗决定。为此,医生要充分了解患者的治疗目标和生活愿望,然后努力帮助患者实现。

这对国内的医生应该也有很大的启示。

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患沟通不畅。我们很多医生都是家长,能信息化就不错了。至于说明型的,我自己还没见过。

作者Artu Gwende是一位优秀的医生。从他写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同情心和人文关怀的作家。

我认真看过这本书的每一个案例,作者的视角和真诚的语言让我印象深刻。

他思考的这些问题,不仅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对中国的养老、医疗行业的人也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对于我们这些不是员工的人来说,书中写的很多案例也可以让我们知道,美国人对生与死、家人与朋友、医患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看到,当一切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美国人和我们一样,充满了人情味,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冷漠。

我们国家的养老医疗水平还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我相信,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世界各地的养老方式会越来越相似——那就是社会化养老。医疗水平也会向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最后,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看完这本书,你会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