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新泰还招人吗?包括吃穿吗?月薪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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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学的时候看的古典小说多一点,高中的时候可以用相对简单的文言文写信,看的小说大部分都是繁体中文版。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认繁体字并不难。后来对古典文学产生了兴趣,这和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1977年考入武汉师范大学(现湖北大学)。同年级同学年龄差距比较大,高三同学比较多,我的知识面也比我们小一点的同学厚。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补考,考砸了,有点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好的心理,骄傲比自卑更可怕。我自卑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足,然后我会生气,努力超越自己和别人。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很渴望读书。当时没想到以后会走上学习的道路。只是觉得成绩不如别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一直想追上成绩更好的同学和考上名牌大学的同学,摆脱自卑。感觉古典文学基础好一点,所以重点学习古典文学。

大一的时候开始每天背古典文学。首先跟着老师,讲一节课,背一节课。因为你背的比较快,所以“提前”背。背完课本上的作品,再背其他选读的书。我采用反复记忆的方法。在理解作品意义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一遍,饭后散步时再背一遍,晚上临睡前再背一遍,第二天早上运动跑步时再背一遍。一周后,复习并背诵本周背诵的所有作品,一个月后,重复本月背诵的所有内容。这样,一部作品一天背三四遍,一周或一个月复习一遍,就不容易忘记了。

在背诵功夫上,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经比不上老一辈学者了。虽然今天的计算机可以快速检索相关信息,但它们无法取代人的记忆。尤其是在古典文学的学习中,不在头脑中储存一些优秀的作品,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和判断能力。创作往往基于联想,而联想往往来源于记忆。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独到的见解,仅仅提升理论修养是不够的。分析和评价一部作品或一种作品的好坏,总要有另一部作品或另一种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找参考作品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没记住快。最重要的是多记,能够随时联想和发现新问题。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解决前人没有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力是发现问题的基础。

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先秦文学。背诵主要有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等。曾经对古代汉语感兴趣,看过一些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后来发现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以后学不了,学不了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自乐。事实上,只要你感兴趣,你可以享受做任何学习。这段时间我重点学习了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为我后来学习唐宋文学打下了很好的写作基础。

大学第三年,我开始学习写论文。当时正好学术界在讨论唐代边塞诗,我就试着写了一篇边塞诗的文章。文章虽未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重点开始向唐宋文学转移。

我的学术研究是从南宋诗人张开始的。我习惯于“比较”阅读法,即同时阅读几本书,看看学术界对某一特定话题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阅读中,我发现关于张的生卒年和籍贯,在文学史的著作和选集里都有不同的说法,我想探讨一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细读张的《陆川归来》,发现张年表清晰的著作中已明确提及其年龄,确定其生年并不困难。所以我想进一步了解张的生平事迹。原来,早在20世纪60年代,先生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张生卒年的考证文章,但当时我在读书,不知道怎么找论文,只知道在图书馆找书。然而,对我自己来说,当时的“无知”引发了我深入研究张的兴趣。否则,知道有人解决了问题,我可能就不会再想了。在弄清张生年的基础上,我写了一篇《张生平考》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文章虽然澄清了张生平的一些问题,但仍有许多疑点没有解决。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本人的著作和普通史书。看书很有限,有些问题自然解决不了。

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的资料。三年后,我考上了曾教授的硕士学位。曾石不仅擅长古典诗词的创作,而且善于鉴赏和分析。他在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唐五代的文、魏、风词方面更是下了一番功夫。所以我决定以唐、宋词为主攻方向,以张为突破口。在曾石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张的几十部诗文选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到的资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年谱》,积累了一些与张同时代的诗人的史料。

1986-65438+2月,我与赵敏、曾石先生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词学研讨会,并提交了一篇关于王艺凝及其词的会议论文。由于王艺凝的词很少被人提及,其生平事迹更不为人所知,本文首先得到施蛰存先生的赞许,发表在他主编的《词》上。这对于我这个刚从草丛中走出来的青年学者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得知Ci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收第二名博士生。曾老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申请唐先生的博士学位。如果说拿到博士后是我求学路上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点,那么曾石让我提前一年毕业,使我抓住了人生难得的机遇,上海的慈学会就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在申请博士之前,我已经决定把学习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把追求学习的高境界、高品位作为人生目标。硕士期间,虽然在文学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还是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架,所以想拿到博士学位继续深造,以便超越自己。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唐师追章先生的学校攻博,大开眼界。

在阅读方法上,唐老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阅读。他举例说,“研究张时,不仅要读与张同时期的各种作家的选集,还要读张前后作家的选集。”由此我认识到,要真正彻底地研究一个作家,不仅要熟悉同时期的作家,还要了解他前后的作家,或者说,要研究一个作家,就必须了解一批作家,甚至一代作家。虽然这个工作量比较大,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清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艺术个性和贡献地位。学习文学不能只看文献,还要看历史系和分系的书,这样才能全面掌握学习文学所需要的信息。于是我集中阅读了张之后一批作家的一些选集,以及一些史部、亚部的书籍,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我修订了《张年谱》,经唐老师推荐,南京出版社于1989正式出版。

以前在文献考证上花的时间多一点,但是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比较差,所以经常吃亏。我曾经以为我以后只会从事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整理工作。得知我的想法后,唐史鼓励我说:“你们年轻人不要扬长避短,要取长补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要努力弥补。”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我认真阅读了一些西方哲学原著。而读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政治经济学手稿收获更多。看稿子的时候,有时候半天只看一两页,仔细琢磨原来的论证思路和方法,试图从哪些角度和层面去理解和把握一个问题的分析。吃了这本书,我的思辨能力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很大的提高。从那以后,我对哲学的兴趣也被激发了起来。每当我的文学思想枯竭的时候,我总能通过阅读哲学著作找到新的突破口或者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的明白,哲学是一门让人聪明,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的学问。

除了得益于唐史的具体指导,我还更注重广泛吸收校内外其他学者和老师的研究方法。比如我还主动给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上了吴调功老师教的古代文论课。在课上,他还讲了“比较阅读法”,让我们把韦勒克、沃伦的文论和中国的经典文论《文心雕龙》进行比较阅读。课后,我仔细阅读了这两部名著,从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比较了它们的异同。虽然没有写论文,但是学习和理解了这两部名著的理论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

比如已经去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曾在一次聊天中说,中华书局傅玄聪先生用的是“扫网”的方法。他每读一本书,就把所有必要的、可能有用的资料都记下来,以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读一本书。我也努力尝试过用这种读书方法,确实效果不错。在继续收集张研究资料的同时,也收集了其他诗人的资料。早前我写张年谱,1.5万字,收集材料前后花了6年时间。《四十万宋人年谱》(台北金文出版社,1994版)从为其收集资料到写作,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本人正在阅读几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如许的《三朝北盟编》,李新川的《炎建以来年编》,王昌的《进士编》,陆增祥的《八琼氏进士校》。在搜集宋代诗人生平事迹资料的同时,我还注意搜集当时能想到的许多题材的相关资料,自己动手编制这些作品的主题索引和名称索引。这为后来写博士论文《宋南都诗人研究》(台北金文出版社,1992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博士毕业前夕写的一系列论文,大量原始资料是和其他资料收集在一起的,对于这个题目没有特别的参考。

对于初入校门的探索者来说,如何写论文,如何驾驭和运用素材,从哪些角度切入和论证?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我曾经对此感到迷茫和困惑。有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一新教授曾经讲过他读研的情况,经常用他的文章来打磨他写作的思路和方法,并和他进行讨论和验证。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练字,有一个临摹碑文的过程。只有掌握了基本的笔触和布局规范,才能求变。写文章也是如此。但写文章的临摹,是模仿前贤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追随他们的观点和材料。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深入研究了一批著名学者的著作,如的《词学随笔》、程的《古诗考证》、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陈以信的《唐诗随笔》、傅玄聪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袁兴培的《词学研究》。从那以后,我拓宽了研究视野,提高了写作能力。我的博士论文在写作结构上受到了前人著作的启发。该博士论文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宋词坛的发展演变。第一部分论述杜南诗人的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得到前人的重视,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来证明。但整篇论文都是理论性和分析性的,过多引用原始资料会影响写作的流畅性。我是从陈以信先生的著作中得到启发的,就是把相关的论证材料放进笔记里,正文只给出结论性的意见。这样保证了上一篇文章和中下篇文章的风格一致,读起来也简洁流畅。

从照搬到突破,还是需要借鉴和理解。抄袭是为了突破和超越。要突破和超越,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必须借鉴其他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与本学科原有的理论方法相融合,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开辟新的研究课题或提出新的见解。博士期间广泛涉猎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丰富了自己的理论素养。

从文学社会学的理论上,我借鉴了一些研究作家辈分的理论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根据宋代诗人世代更替的过程,将宋词划分为新的阶段。暨南大学崔海正教授在回顾了几十年的宋词分期研究成果后,认为我对宋词分期的看法是“迄今为止关于宋词分期最全面、最详细的阐述,其创新性和独创性不言而喻。”(中国音韵杂志1996.438+0)

我受叙事学、接受美学、科学哲学等理论的启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词学界同仁的关注。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东坡范式论》(文学遗产1989.5)、《宋南都诗人群体研究》等。崔海在评论近年来苏轼词的研究现状时,认为“‘东坡范式’这一新命题,应该是东坡词本体特征研究中最具创造性的”,它“论证了东坡词的本体特征,确实表现出开阔的视野和极强的穿透力,令人深思”(《东坡词研究概论》, 文学遗产1998)台湾省词学博士黄文基教授在台湾省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中评价说,《宋词群研究》一书是未来方法论创新与变革的代表(台北万卷楼有限出版公司1996二月版)。 对宋词人群体的研究也得到了大陆词学界的充分肯定。1996年获第二届(19891992)夏词奖一等奖。

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中篇小说《南宋诗人研究》侧重于对南宋诗人心态的分析,这除了得益于对诗人背景和生活经历的艺术感悟和理解外,还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及其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宋代文学的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一文是第一次对此作具体论述。虽然文章都是基于具体的史料,没有太多的理论分析,也没有直接引用新的理论概念,但是这个题目的思路是受传播学理论的启发。

留学的三年是我求学路上最关键的三年。因为我好学,学习环境好,南京学界名人辈出,能被各个学校的实力折服,藏书丰富,也让我如鱼得水,每天能在书海里游上十一二个小时。在这三年里,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素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的人格精神和虚怀若谷、博采众长的态度,让我终生受益。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我不敢懈怠。否则,就是前几任老师培养的耻辱。

回到母校湖北大学,1990毕业后,研究范围仍然集中在唐宋词,以及唐宋诗词等文献方面。就研究层面而言,近十年来从目录版本、编纂整理、鉴定考证到鉴赏阐释、理论分析,从作家个体研究到作家群体研究,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

书目是进入学问之门的基本途径。如果你不懂目录学,就很难完全占有信息,找到新的资料。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首先要知道他有多少部,哪些作品。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首先要了解他的作品有哪些版本。想要详细了解作品集的版本,必须熟悉版本目录的学习。曾任教师的唐圭璋先生擅长学习词谱版本。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更加注重版本目录的学习。先后撰写《张陆川归来集版本考证》(南师大学报1988.2)、《宋濂文集版本考证》(宋濂与江南第一世家研究,杭大出版社1995年5月版)。在《宋词年谱》中,对葛父子、叶梦得、、卢本中等人的词作来源和分布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还把唐宋词的所有版本都写进了《宋词大辞典》(我同学刘尊明博士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金负责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的编写任务。目前正在撰写中华书局邀请的中国文学史料丛书《词史料通论》手稿。

对目录版本的熟悉和了解也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应中华书局的要求,我和各位老师朋友整理了全唐诗的五个代词。如果不熟悉版本目录,这种代集的编校工作是很难顺利进行的。如晚唐易经《望江南》,有几个校勘版,字不一,但国内外一般学者所知的只有三四个版本,而我收集了国内外收藏的八种旧钞、旧刻,为确定《望江南》第一辑字数提供了全面依据,从而制定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重点工程。我还写了一篇文字,《望江南》的版本和作者考证(《国学研究》第四卷),对这部集子的版本来源和发展以及有关作者的真伪做了详细的考证。

《全唐诗》收录晚唐诗人唐诗歌40首,与宋末元初戴的诗歌相遇。它们是唐诗还是戴的作品,颇有争议。在查明唐与戴版本诗歌出处的基础上,根据作品内证,撰写《唐伪诗四十首》(中国文史丛刊第52号),考证这些互见的诗歌应为戴作品,明朝将其伪造成唐诗集。这项研究成果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我读书和研究的重点原本是词,之所以能解决唐诗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也是因为目录学著作。在攻博期间,曾经的老师唐圭璋先生教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