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临江县

很多人问庄严老师写的东坡《临江仙》。这幅书法挂在我的案前很多年了，纸已经发黄了。

庄老师爱喝酒。印象中，每次去他家上课都是喝酒。

当时王庄是老师的家，台静农的家，余的家。只有余先生没喝酒。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心脏不好。

王庄老师的课是在晚上。饭后，喝一点酒似乎是很自然的。

留学生王先生有一次从希腊寄了一包干果。外面是坚硬的外壳，白色和黄色，有一个小开口。里面是棕绿色的，入口很香，干脆，适合下酒。

王老师说这种水果希腊语叫开心果。后来去了欧洲，才知道是开心果。南欧有很多，也是用盐和蒜烤的，比较适合喝。

王庄为老师家收藏，经常有画商、经纪人带书画来找他鉴定。

有一次在唐寅看到一个美女的照片。画卷打开时，王先生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杯子。在和我们聊到唐寅考试的时候，他考了个“谢园”，很不错，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结果第二年他去北京考试，却因为碰巧在考场上遇到舞弊，被录取的考生全部被取消资格，终身不能有功名，毁了唐寅一生的名利。

以后我经常在唐寅的画上看到他的印章“南靖谢园”，就想起了这个故事。似乎我这辈子能回忆起的最高学历就是梦幻般的“南靖谢园”。

王老师最后指着墙上挂着的美女照片，做了点评。艺术家竖起大拇指说:“太棒了！太棒了。」

王老师也不理他，继续喝他的酒，给我们讲“开心果”和蓬勃高粱的好处。

我怀念那些喝酒上课的夜晚。喝完之后，我必须磨墨写字。我在一端拿着纸，看着老师用笔，按照他的书写速度一寸一寸的拉着纸，不太快也不太慢。写完后，仔细阅读，准备印刷。老师觉得我名字单一，不容易出钱。他想让我拿一个号码。我漫不经心地说:“带上冬天。”老师问为什么是“带来冬天”，我说:“生在冬天的至日上。”老师点点头，付款了。

“音东”这个数字就没再用了，感觉古人的字号太多，记一个徐渭，记一个温昶，记一个常春藤，记一个天池，记一个田水月，就够麻烦的了。还不如决定是不是单纯做自己，是不是改名，避免字号的麻烦。

庄严老师的课是下午，吃完午饭，他已经开始喝酒了。那时候酒还没普及，老师们喝的多是高梁大曲，声音洪亮，劲道十足，入口如行怒，差点杀喉。胃一热，又冲回鼻腔，眼耳俱惊。酒酣耳热时，老师唱起了东坡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醉醒，归来如三更──”

酒入心，常使人眉眼鼻酸热，无悲无苦，眼中却满含泪水。

庄老师不鼓励给别人鉴定字画。他教我们“书画品鉴”。第一节课，他告诫我们不要随便给别人看字画骨，看到是假的也不要随便评判。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张大千的模仿手法非常清晰。有一次一位收藏家拿着一件石制陶器去大千鉴定，大千一眼就看出是自己的仿制品，二话没说，称赞道:“真品！正宗！”我还写了题词。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老师只是警告说，说一幅字画是假的，会导致死亡。“杀人的事，不能不小心！”老师说。庄老师当时正在教我们《书画品鉴》，一个老实的学生反驳道:“那为什么要学《书画品鉴》？」

老师咽了一口酒，好一会儿才吸了口气，说:“你心里知道是真是假，能不说吗？”」

当时庄严老师是故宫的副院长，他经常抱怨“郑”院长。喝完酒，我也不隐瞒:“有人过生日，故宫里挂的都是生日照片。对某些人来说，故宫的文物还是“私有财产”，让“管家”来管“私有财产”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管家们心里只有“主人”，文物不被重视。

东坡

严肃的老师喝着酒，写着。他写的是细金，他的笔很紧。笔尾不像宋徽宗那样死板犀利，没有皇帝的富贵荣华，他更优雅潇洒。

庄老师写了东坡《临江仙》作为我毕业论文的见面礼。那是1972的6月份，10月份去了法国。我去庄老师家道别。老师提到巴黎国家图书馆欧阳询收藏的《花都寺碑》宋拓本，让我看一看。

庄老师从北大毕业后就进了故宫。他一生都带着这些文物。甲午战争时期，文物通过水陆两路避难贵州。八年战争结束后，文物被打包运回南京。正准备成立中央博物馆，内战又爆发了，文物又打包运到台湾省。这批遭灾的文物首先落户台中五峰，直到公元1960年才在台北城外的双溪兴建故宫博物院。看来逃过战争的文物只是暂时有了喘息和稳定。

庄老师经常自嘲是“白头宫女”。从青春到白发，他一生都在故宫守护着这些文物。

有一次他告诉我，文物迁移的时候，经常有飞机飞过，投下炸弹。他默默祈祷炸弹不会伤及文物。他说:“要紧张，一颗炸弹可能毁了一箱宋瓷，也可能毁了一箱宋画。”

我渐渐明白，这一代文人的文化信仰，并不是为任何私人“守护”文物，而是相信每一件文物都有传承人类文明的意义。

庄老师的宿舍位于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左侧，是我小时候经常喜欢去的地方。感觉坐下来看老师喝酒，不管聊天，都很有意思，有进步。

我们都喜欢东坡，“东坡”这个名字是苏轼发配黄州后产生的。一个从监狱放出来的犯人刚到黄州，住在一个寺院里。后来朋友马正卿托人过了关，说如果给苏轼城东一块荒废的坡地，他可以盖房子住，种些瓜果蔬菜，养些鸡鸭为生，故名东坡。

有时候觉得从监狱出来，一个苏轼死了，一个东坡活了。

去世的苏轼，自负精明，心计痴迷，热衷政治；活着的东坡，可以宽广自在，走在历史之外，走在山川之内，走在大江之畔，看着《不归之河》，知道人生还有比政治更重要的东西，历史只是翻过的一页。个人生活，迟早会是翻过的那一页，可以少关心一些。

嗅嗅和雷声

《临江仙》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我家孩子一直在打呼噜打雷，连门都不该敲。他们应该拄着拐杖，听听河水的声音。”“鼾声”是深度睡眠后发出的鼾声。孩子们鼾声如雷。这种描写，这种词汇，诗人并不常用，但在东坡的诗中却幽默可爱，充满了贴近世俗生活的活泼。粗鄙有时是好的，胜过狭隘的高雅，尤其是在它陷入困境的时候。在荒凉中，它有落实生活的喜悦，不会肤浅于贫穷和自怜。

晚上在东坡喝酒，东坡是一个地方，东坡是他自己。

一生颠沛流离，一直思念故乡的苏轼，到了黄州，在城东的山坡上安顿下来，才意识到“这一片宁静的地方，就是他的故乡”。东坡是我们萍水相逢的异乡，却也是缘分中的故乡。

下放黄州，在东坡这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别人觉得苏轼闯祸了，却不知道他的文学人生才刚刚开始。

《敲门不应》是如此的白话，没有典故和难懂的词语，像日常口语一样普通，也因此如此像禅宗的比喻，以至于处处充满有机锋。

敲了敲门，没有回应。我回不了家，我可能会抑郁，我可能会生气，我可能会迷茫，我可能会自怨自艾。

“你不应该敲门。拄着棍子听江生的。”敲门，没有回应，可以有机会拄着拐杖，听一听《不归之河》浩荡的声音。

写了《念奴娇》、《赤壁赋》、《寒食帖》的黄州东坡，像一个临江的仙女，活得逍遥自在，给世人一种宽容豁达的理解。

今生

龙恨这具身体不是我的，当忘了营帐。东坡的自问自答，可能是所有人的自问自答。

这个身体看似是自己的，其实不是自己的。一天24小时，你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有可能真的拥有这个身体吗？

这个身体有时为父母而活，有时为夫妻而活，有时为孩子而活；这个身体，有时候甚至为了公司高管，为了股票，为了房产，为了银行存款，为了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摆脱的顾虑而活着。

什么时候才能忘记这些营地的忙碌，回来做一个单纯的自己？

老师们喝酒的方式很悠闲，常常把相隔三四十岁的“孩子”当成忘了过年的朋友。

和台静农先生喝酒是最惬意的事。戴先生年轻时遭遇的政治恐惧，从他的话语中可见一斑。喝酒的时候，他放松下来，恢复了原来的开放、大度、幽默。台湾老师在他80岁以后做了一次脑部手术。病愈后，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写作会受到影响。他连续写了好几次东坡的寒食帖。

“寒食贴”就像一个读书人一次又一次的测试，看他手里的笔还能不能自己用。这支笔，也就是“身体”，在经历了一切艰难困苦、屈辱、剧痛磨难之后，还会在“营地”的喧嚣中坚持回来做自己，留下血一样的墨迹。

汪曾祺是《饮鸩止渴》里让我最难过最难忘的一个。

曾琦先生身材娇小，圆圆的娃娃脸，有着江南人的清丽飘逸斯文。但是我总觉得他不开心，连酒都不喝。

1990年艾奥瓦州的国际写作项目中，大陆作家包括同年写《芙蓉镇》的顾华和汪曾祺。《芙蓉镇》当时是谢晋做的，很红，但是我接触比较多的是汪曾祺。

我和王正在挨家挨户地敲门。他写字画画，我写字画画。他爱做饭，我也爱做饭，所以经常不关门。穿过一条公共走廊，他停下来，把西式公寓变成了一幅中国风格的画。

王先生一大早就在喝酒，娃娃脸红扑扑的，小眼睛眯着，哼了几句，天翻地覆。

他告诉我，文革的时候，江青让他写样板戏，他要做一个关于* * *的报告，于是给自己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 *行走”。

王先生喝醉的时候，眼里全是泪水，而不是哭泣，好像很讨厌自己孩子气的愤怒。

做一个政客的“走穴”大概有很多委屈吧。

他喝醉了，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直到火警尖叫，消防车赶来。王先生小时候是无辜的，一遍又一遍地发誓:我没有开枪——

我俯在他耳边小声说，他们离开后，我们会解除警报-

我们真的解除了警报，于是他享受了一段狂饮、抽烟、炸热油的时光。

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在北京。朋友告诉我，他喝到吐血，吐完血还想喝。

我决定不带酒去看他。他见我两手空空，跑进书房，拿了一瓶旧茅台。他说，这是四十年来沈从文先生给我的酒，我舍不得喝。今天，我喝了它-

曾祺先生肝病去世后没多久，我拿出他给我的《莫死》空灵图，自己喝了，祈祷他不要再有为政治“行走”的痛苦和另一个世界的警报声对“监视”的干扰。

苏轼的《临江仙》

晚上喝了东坡，醉醒了，回来仿佛是半夜。这孩子呼吸急促。你甚至不应该敲门，只是听听河水的声音。龙恨这具身体不是我的，当忘了营帐。夜半风平浪静，线条平平。从那以后，这只船就离开了人世，江海度过了他的余生。

绉:绉状细纹。※.比喻水波之精细。